【每日美文】朱以撒:像潮水一样漫过(名家深度好文!感念师恩!)

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-03-05 18:17:06

城市生活频道


我一直在寻找你内心深处的共鸣
也许我比你更懂自己






读而思

duersi


大学生生活结束后,我留校任教。在中文系资料室的大桌子上睡了一段时间,汪文顶来找我,问我愿不愿意到现代散文史研究室去工作,给系主任俞先生当资料员。这份工作毋须坐班,自由度大。想想这一段时间,人总是在一个位置上坐着,整理文字卡片,腻味透顶,又不能在台面上做些自己喜欢的事,时间长了,没有不被扭曲的。就我知道的许多生性灵动的人,坐班坐坏了性情,年纪轻轻已是老气横秋,连行路的姿态都显示了死板。这样的人生,当然与我向往的自由自在相去甚远。

我马上就答应了,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好机会。

一个仲夏的夜晚,月明星稀,汪文顶带我到东群路十四号的文园拜见俞先生。这一带座落着许多旧日小洋楼,都是当时的官僚或者传教士建造的,俞先生自然不会是别墅的原主人,只是寄居。入得门来,自成一格的庭院,砖木结构,质朴典雅,月光之下,树影斑驳,是谁家的夜来香漫过院墙,缥缥缈缈。在昏黄的灯光险隘,我看清室内的结构,由于年深日久,已经显出苍老之相。俞先生深目高颧,清癯简净,只是很简单地和我说几句,表示欢迎,便转向其他几位青年教师。倒是师母的柔和眼神消解了我几分拘谨。晚年的师母依然清秀优雅,我想一定是大家族出来的小姐才能养出这般的气质,小家碧玉是断断不能如此的。后来,师母的名字让我更为惊异,名曰“破奴”,而她的妹妹,则名“解忧”,这都引起我无端的联想。

 我记住了几条通向文园的小路。

 我每隔一段就到文园,俞先生把需要查找的资料大要标在纸上给我,让我从书堆里将其钩沉而出,复印装订。它们大都是一些序,跋,寻找算不上困难,只是需要耐性。有时资料过多,俞先生一时未能读完,也就不再给我布置新的任务,这段时间也就由我支配,看我喜欢的书,偏嗜趋于古典的、艺术的。比较而言,我对现代文学实在是提不起兴致,尽管这个时段生了鲁迅、林语堂、周作人,也出了萧红、林徽因、谢冰心,在我看来也就是如此这般。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时段、一批人物,倾心投入,持守不放,一时说不清缘由瓜葛,却任情而往,眼看就收不住了。

 我对俞先生抱怨道,能否让我直接进入书库自由翻动呢,老在窗口“点菜”也太被动了。俞先生伸手把我的借书证拿过去,写下几个小字:“朱以撒同志是我的助手,领导上派他协助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,所以在查阅图书馆资料方面请给予方便。”有了这几行字,进出图书馆如入无人之境。近百万册的图书尽在我的眼下,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进入时的眩晕,排闼而来,心胸堵塞,越往昏暗的深处走,越是有一种不知何往的惊恐。过不了多久,我的眩晕就平息下来,熟悉了其中的门道路径,分类编号,下手一个准。除了更快地完成俞先生交代的任务,更多的时日我就埋在古旧的字帖里畅读,靠笔记也凭心记,不知不觉已忘了主次。大概是哪位老先生看到了,对俞先生说过,或者是俞先生和我交谈时发现了我的分心。他和我谈现代散文时,我是有一句没一句,而我对俞先生描述书库深处有那么多古旧宝贝时,则滔滔不绝神采飞扬。  俞先生只是笑笑,既然要谈书法,他知道的也很多,那么,就两人一起来谈书法吧。

 一个助手和导师从事研究的方向出现偏差,心事不一,说起来是很危险的,是一个大忌。有位老先生就是这样,把那个我行我素的助手打发走了,以至于后来都过得不好。

 我不知俞先生在他微笑的背后,是否也隐藏着不满。

 应该庆幸,大学毕业后遇上了俞先生,给了我这个略带散漫的学生一个自在的空间。

 俞先生找我谈话了。他的思路超出我的意料,让我惊愕不已。他说:“喜欢书法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中文系多年来一直没有人开设书法课,师范大学的学生写不好字怎么行?这学期新生入学后,你就给他们上这门课吧。”

 这时,我如果冲动一些,真要上前紧紧地抱住这位俞先生,表达我内心的快乐。

 后来,在俞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我才知道,开设这门课也不是那么顺利。有个老教授由于自身的私念,站出来反对,认为没有必要。俞先生认为,有权不用过期作废,不理睬这种反对,定下来再说。他总是这样,不大声言语,言语中微笑,语速缓慢平和,却有风骨在语言的内部支撑着。

 俞先生给汪毅夫说过:“像以撒这样的人,我是要保护他的。” 我开始忙碌,这门课程使我全力以赴,有一种开创性的乐趣。俞先生又找了一个人来当他的的助手,我远离他所研究的那个方向了。

 1984年,我参加《文汇报》举办第一次全国性书法竞赛,毅夫小楷在五万多作品中被评委相中,拔得头筹,并得以免费游玩沪上一周。回来后到文园,俞先生和师母已从媒体上得知,高兴之至,原以为小打小闹,不意弄出这么大动静。这当然也助长了我的脾性,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审美方向,还有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。许多艺术样式是需要合作的,而书法艺术则强调独立而为,以单干为乐事,沉醉于那个泊然无染、空无幽渺的世界里,渐渐就如脱羁之马了。那些日子我到外地比较多,有时是讲学,有时是办展览。一个人有了自己喜爱的专业方向,每一天都觉得天是蓝的,空气是清新的,空间中没有栅栏,任凭翱翔。却不想到,有时就疏忽了那些用来制约人的纪律。俞先生说:“请假总是要的吧,免得别人说话。”俞先生总是这样,说话不急,声响不大,从未有过居高临下的架式。这也使我十分受用,感受到他的苦心和爱护。相反,我更多地见到一些资历、学识肤浅的声色俱厉,有如横空出世,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。这个世界越来越噪杂,似乎不声震屋宇加以大动作不足以令人屈服,却很少想到,这样子反弹也更鲜明。个性是不可强行压制的,它需要很细腻的引导。南方多水,南人多秀,从外表上看,外表不及北人彪悍和孔武,但在似水的柔情中,却有水之柔韧和坚硬。我一直认为南方的潺潺细流更有坚韧性,更加不好管束,常常就蔓延开来,不管不顾。我在最需要教养的青年时代,农村、工厂呆了十年,好的没学多少,丑恶却见了许多,影响了我对人、人性的理解。俞先生总是和风细雨地待我,引我到正统的轨道上而不过度地偏离。他说:“你可不要遗世独立啊。”或者说:“随和一点不好吗?”可是直到现在,我还是做得不好。一个人的禀性太难改变了,有你喜爱的人、事,就有你嫌恶的人、事,就如魏晋间人,以青眼、白眼待人,凭的就是自己的情性,如果一定要求合群,对于一些人而言就是隐痛。闲下来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琢磨,文人嘛,有许多是个性不驯的,如果团体管理的色彩太浓,个性的确要被伤害或则摧残。社会比以前是宽松多了,怎样去尊重这些人的个性,减少个性与团体的冲突,真是值得在意。

 俞先生总是很忙。中文系为一校之大系,不同资历的人,不同的需求,大到评职称,小到排课,既有关乎中文系的大事,也有纯属鸡零狗碎的小事,忙完回家,已经有人坐着等待了。那个时代的中文系是个清水系,无车,少饭局,绝不像现在,有大把大把的钱可供打发。俞先生总是举止安和,如同圻轮老手,刀斧之下了无痕迹,佝偻着腰走来,佝偻着腰走回去。在文园,看着他斜靠在晃晃悠悠的躺椅上说话,我想到了“指挥若定”这个词。我的疑问是,一位有才华的学者为何不单纯从事学术研究,而要进入管理层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?师母不止一次向我抱怨,俞先生的身体都是为系务操劳而每况愈下的,并且告诫我引以为戒。我告诉师母,除了做自己喜爱的书法研究,行政上的事务我毫无兴致。师母大乐。其实,俞先生除了系主任一职,社会上还有许多职务,譬如他是省里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委,曾经这么说过:“如果要加入党派,四十岁之前你加入共产党,四十岁之后考虑加入民主党派。你是否有意,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。”这一年我已跨入四十,显然,俞先生希望我考虑他的建议。我表示无意于此道。我喜欢简单,倾向无羁绊少瓜葛的寻常生活。俞先生一时无语,良久才说:“也好。”我喜欢的生活与俞先生些微不同,学术研究,尽管案牍劳形,毕竟是倾向于自己,撰写一篇论文,一本论著,都是个人成果的体现,是纯粹私人性的。行政上的地位固然能给人带来利益,但是也把一些不快乐的情绪带回家中,带回梦中,不得安宁。对于俞先生而言,声名早已确立,薪水也是最高一级,生活素来清淡,理应在给研究生上点小课之外好好安养,这也是完全有条件的。这时的俞先生六十来岁,还来得及。我只能说,俞先生乐于公务忙不只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,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中这么认为:“文章止于润身,政事可以及物。”俞先生已越了小我之思。否则,如他所陈,“解放后前三十年,我挨斗的次数数不清,早就心灰意冷。”有一些人看透了世相,超然物外,自得逍遥,全然不肯付出,怎么会像俞先生不顾念自己老树苍颜,为振兴一个系,楼台再起。有几个傍晚,我在校园闲逛,见他佝偻着腰往家里赶,寒风掀动起他灰色的衣襟,形影单薄,我记起了曾国藩说的:“居官不过偶然之事,居家乃长久之计。”俞先生还是很倾向于家庭生活的,只不过如今为了“偶然之事”,折腾得如此疲惫。

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到文园,师母一定要让儿媳妇满一杯牛奶,二三蛋糕,看我吃下再慢慢说话。有学问的师母提早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,专心在家中主持。她的优雅平和潜伏着干练,言语中透露着对问题剀切的判断和分析,甚至比俞先生更直截了当。俞先生的身体是师母最为关切的一个方向,健康向上是第一的,余下才是其他。一个被真心养护起来的身体,还是敌不过年复一年的劳累,这种冲突,如果俞先生不停下来,也就成了师母难以解脱的忧虑。会议如此之多,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会议才可以解决。开会成为一种惯性,成为不可治愈的精神疾患——对会议的疯狂热爱和强烈依赖。俞先生也习惯了开会,他坐在台上,第一点第二点地开讲,我则坐在最后一排,象征性地听一点,也许闪烁着就不知去向了。在不少会议上,我都是有头无尾的角色,几十年过去,好像也没有影响我的成长。师母与我有同感,对于开会抱有厌烦心态,她会说:“俞老师还没有回来呢,还在开会,开会。”师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,观察那扇木头门的动静,是开会推迟了一家人的晚餐,她在等待一个经过开会而倦怠十足的面容。

 同在一个系,俞先生有事找我,还是惯常地运用了写信这一形式。这大概也是老文人表达的习惯,动笔毕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,同时也更显得庄重。俞先生的笔迹隽秀修长,是慢写而成的。他这么写道:“时间过得快,莆一中校庆时我曾要你为我写一副祝辞。我去莆田开会时,看到这幅颜体字挂在校会客室的醒目处。这次校友会又约请,不过你已不是当年吴下阿蒙,已经是大都督了,故这次还是挥毫自成一体并署名,这样就更珍贵。希代劳至感,不过多次麻烦你,有些不好意思,现在还是风正一帆悬,前程康庄,这是我最高兴的。”这般文字,也只能出俞先生笔下。从常理上说,一个前辈对于晚辈,是毋须如此客气的,就像现在我对手下的研究生,也达不到这种程度,言语的分寸落实不到这么一个位置上。说起来也就是修养的厚薄和格调的雅俗,还有气度,胸怀等等因素的差异。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,半生蹭蹬,还继续持有古风,持有对美善的向往,真是镜破不改光,兰死不改香,称得上有境界了。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良好的天性,平时可能看不见,它隐于内,忽而有如阳光大面积地倾泄出来,接受的人感到了其中的温度。一个勤奋不懈的学生追随导师,最终可能真的获得了治学的技巧、方法,称得上通晓了作学问的玄机。可是风度、气质呢,也许教也教不会,学也学不成。这一类精神方面的韵致,可能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,也可能是后天养起来的,却都存在着难以言说的隐秘和呼应关系,从而区别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。

 “斯文。”要不,先逼近这个字眼吧。

 俞家也有很开心的日子。俞先生在文园摆下宴席,通知亲戚朋友,也通知新老学生。文园的清幽安静是很适宜休闲和治学的,花木扶疏,地气滋润,尤其是春夏二季,和气融融。客人陆续到来,一打听才知道是俞先生过生日。有几位客人我也认得,他们是我大学时的老师,俞先生早年的学生。年轻的一拨人,如汪文顶、汪毅夫,就可以称之为师兄弟了。一茬一茬,由新而旧,此时相聚一堂相互印证,才感觉许多日子随风而去。俞先生从华侨大厦请了一个大厨,施展才艺,使每一盘菜都如一件艺术品,精美细致。年长者那一桌谈往事话蹉跎,最终就是关注身体互赠珍重;而这一边,不免大口喝酒,大声说话,不免口无遮拦任意捭阖。师道还是有尊严的,但是师道尊严中委婉、温存的那一部分,往往是学生最易感受到的。毋须言说,也许是一道眼神,一缕微笑,一个姿势,身心都荡漾开来。俞先生有一篇散文《我与以撒》,里边有一段令人久久不忘:“在四十年的高校教学生涯中,我曾有过许多中意的学生,我赏识他们的才华,遗憾的是由于人为的原因,在一轮一轮的批判声中,把旧欢化成新怨了。”回味起来是很让人感伤的,是什么使亲近的学生本性中不良的那一部分滋长、膨胀,结出邪恶之果,这当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除了外力的不良灌输、怂恿、诱惑之外,内在的盲从、愚忠也折损了正常的判断力,以至于不可收拾。如果一个人在潮流的边缘,他是会看得清楚一些,不至于狂热追随席卷而去。任何交往,缺乏朴素、真诚自然和率直都是不可靠的,在什么基础上交欢、交恶,对于人的本性都是很严厉的拷问。我读吴宓的日记,他这么记录了陈寅恪:“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,即不谈政治,不论时事,不臧否任务,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,尤以病盲,得免一切周旋,安居自守,乐其所乐,不降志,不辱身,堪诚为人所难及。”既然常人难以企及,那么,其中的不降志,不辱身,应该成为我的向往。

俞先生端着酒杯坐到我身边,笑着提议:“下次咱们就不在家里了,让毅夫找一家大酒楼,让以撒给他们写一幅字,换两桌酒席如何?”众人表示赞成。此时,正午的阳光泼洒下来,文园蛱蝶穿花,枝上凝翠,又是一个南方的仲夏到来了,文园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。也许大家与我都在想,我们和俞先生的前面,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,足以慢慢享用。

 俞先生的身体总是不太好。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,虽然清癯,但目光炯炯有神,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抱病的老人。疾病给人难以排遣的痛楚,生活质量下降,甚至使人失去尊严。俞先生从未与我谈疾病这个话题,我也就不打听,因为我也是忌讳在这方面表达。老式文人的喜爱清洁、整齐,在俞先生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,即使病笃住院,也是行迹清朗。人的尊严有时就是如此,不以病态出现,不以病人的身份展示。有的人不同,絮絮叨叨自己的病态,让探望者面面相觑,同情的成分大了起来。俞先生在住院部和我谈远离医院的话题,都与疾病无干。我们共同讨厌疾病,他也不把生病的情绪传染给我。俞先生比较欣慰的是晚年的散文写作,一篇篇地出手,比写论文轻松和畅快得多了。在坚硬的论文里看不到情绪的那一部分,在柔和的散文里涌了出来。疾病使人终日凝窦重重,疾病的延伸又常常迫使笔下中断,再次回到医院,雪白的床榻上,不能动弹,徒唤奈何。“太迟了,”俞先生的言语中嵌入深深的遗憾。算起来,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的春天是如此姗姗来迟,对俞先生而言,也就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年罢,才不至于成为无果的黄昏。在医院这个非常规空间里,久了就会生出感伤、无望,我祈望他早日逃离这个地方,回到春风洋溢的文园里。

 俞先生呆在文园的时间越来越多了,甚至就不出门,更不出远门。他在躺椅上说话,身上多了一条毛毯,此时,天色并没有凉意。邮差敲门,送来一封牛皮纸信封的邀请函,他撕了记下,居然已撕不开了。我拿了过来,轻轻下手,“哧啦”撕了个大口子。俞先生笑了起来,眼神有些迷惘,想说什么,又没有出声。我起身时,有一团忧伤堵上心头。

 那一天,我被一辆车接走,行走三四个小时,直到薄暮时分才到达一个山环水抱的城市,准备参加明天的笔会。晚宴丰盛,宾主尽欢。直到拿住宿钥匙时我才突然不痛快起来,决定返回。主人见我执意要走,只好又派了一辆车,按原路行走三四个小时,回到家中。太太的第一句话是:“俞先生去世。”电话那头,师母只是啜泣,良久才说:“天太晚,明天来,笔带来。”

 文园的木门洞开人进人出,面色凝重。俞先生躺在玻璃棺内,更加清瘦,再也不会坐在悠悠晃动的躺椅上与我轻声说笑了。

 想到这么久地喜爱书法,此刻用在了这里。书法的功能就是两极,可以大红色调写寿联喜联助庆其喜之气,又可以黑入白而成讣告挽联,倍增其哀伤幽怨之情。据俞先生说,文园曾有花木几十种,芒果,香椿、木笔、白玉苓,四时异景。这些年疏于管理灌溉,也已显出枯索和凋敝。当年桓大将军说过:“昔年种柳,依依汉南。今看摇落,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。”端的是人何以堪!

 此时,这些吊唁完的人不忍离去,在一边站着,看我不断儒墨的笔法。我笔起墨落,不计工拙,毋须营构斟酌,只是信手而去。

 又过了几年,师母去世。

 文园,这座使我如坐春风的小洋楼,易了主人。

 俞先生不在了,师母不在了,学生如鸟兽散。时光悠悠,“同学少年多不贱,五陵衣马自轻肥”,汪文顶先生是当了中文系主任,而今是我所在大学的副校长了;汪毅夫先是当了副省长,而今荣调北京,是一个民主党派中央的常务副主席了。我依旧无党无派,无任何行政职务,依旧痴迷书法艺术,授课带徒,依旧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向往。


作者:朱以撒,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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